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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那时看胜利形势的发展，没有象现在这样快，所以当时想象的新政协是小规模的，想由新政治协商会议，草拟政治纲领，商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方法，然后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发出之后，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成和拥护，许多民主人士从香港、上海、平津及其他各地，陆续来到解放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来解放区的人更多了。今年六月十五日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有二十三个单位参加，代表一百三十四人，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筹备会已通过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参加新政协的，计有四十五个单位，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农、青、妇、学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工商业及自由职业者中的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各种宗教的代表等，此外还有特别邀请的代表。计党派代表一百四十二人，区域代表一百零二人，军队代表六十人，人民团体代表二百零六人，四十五个单位共出代表五百一十人。筹备会并且决定十个代表以上的单位有两个候补代表，十个代表以下的单位有一个候补代表。前者计三十三个单位，后者十二个单位，这样又增加了七十多人列席会议。特别邀请的代表，尚未最后确定，大体估计，当不会超过七十人。如此计算，新政协代表将在六百人以上，七百人以内。

    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的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代表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拥护新民主主义的，具有某一方面代表性的人物都可包罗在内，代表数目是很庞大的；质量也是相当整齐的。新政协的代表名单，由本单位提出后，还要在筹备会中由大家协商。大体上讲质量是好的。政协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质量又相当整齐，而革命发展，人民需要它担负的任务更大，所以“新政协”这一名词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义，筹备会的常委会已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意思就是说它代表中国人民作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不仅是一种会议，并且有执行机构和日常办事的机构；所以它的组织法草案中规定有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闭幕时，设立全国委员会；主持经常会务的是全国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会。在地方视需要经过协商也可以成立地方委员会。

    人民政协的职权，概括言之，可说是极大而且很特殊。说它的职权极大，因为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有等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表现在它可以制定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这一纲领有宪法的性质；它可以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它可以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说它特殊，因为它的全体会议在选出全国委员会后，它和国家政权机构就无直接关系。全国委员会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不是国家政权的最高组织。它还要保证执行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的决议及其自身的决议，这是中国革命条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的形式．

二  团结民主人士问题

    中国新的政权机构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及政府中，特别是在县以上的政权机构中，都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参加，并且有职有权。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第八段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第九段又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1毛主席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2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3这里把中国革命的四个朋友三个敌人说得清清楚楚。我引证以上的文件，就是想说明现在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我们党的中央已把这个统一战线的内容，规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那末，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县以上的地方，所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一定要包括民主人士在内。

    我们所说的民主人士是指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分子及民主爱国人士，这些人士是很复杂的。用革命的尺度来看，有同情革命运动，直接参加工作的；有同情革命运动参加工作积极和不积极的；有同情革命而自己不去行动的；有同情革命但不明白我们革命是搞些什么的；有在革命高涨时他轰轰烈烈地干，很积极，而当革命低潮时便表现消沉的；有过去是反革命，觉悟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不久以前还是反革命，新近参加革命阵营的。

    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把帝国主义势力、封建残余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及三者结合而成的反动统治，消灭干净。

    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呢?用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肃清一切反革命，这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对于一切民主人士是要有原则地有步骤地去争取他们。所谓原则，  目前即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凡赞成这三反的人，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所谓有步骤，丝毫不是丧失革命立场，而是把我们革命观点中最基本的及最一般的原则提出来，凡同意这种原则的就是我们的朋友。象北平解放的方式是不用战争用和平谈判解决的方式，依照这种方式现在长沙也解放了。这是很好的，人民少受些痛苦，地方少受些破坏，花较小的代价，争取了胜利。开始时固然有些麻烦，不痛快。但干革命事业有时干得很痛快，也有时干得不很痛快。革命不一定是为了干得痛快，只要能达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目的便好。去年“五一”，我党中央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发出以后，赞成这个号召的各党派，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我党的领导，对和平的幻想，对英美的依赖，对苏联的怀疑等等问题很多。随着军事的胜利，我党中央政策的正确，各党派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月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字于他们代表所同意的和平条件．我军迅速渡江，在沪、港抱和平幻想的人也都觉悟了。毛主席“七一”文告4发表后，他们对英美和对苏联的认识都和以前不同了。美帝国主义“白皮书”发表之后，各党派，各民主人士都表明态度，说自己与美帝国主义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无关。现在我党的政治主张，没有一个民主党派公开提出反对的意见。从旧的、因袭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到接受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观点，即使是个别的观点，也等于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因此争取团结是要有步骤的。对于有一点民主倾向的人，要耐心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政治主张，给他们以工作岗位，甚至有些为人民事业立过功的人位置还会比我们高些；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们也特别受优待。如以前发表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文件，有我党和其他党派列名；而我党只有毛主席一人署名为首，其后列各民主党派领袖的名字。难道说我党中央书记处各书记同志的声望地位比不上其他党派领袖吗?毫无疑问是比得上的。但他们没有列名。又如这次政协会议代表，我党许多领导同志没有提名参加，因政协规定代表一定要出席，而许多领导同志不能离开工作岗位，不能出席也就不能提名；还有更多的同志可以当代表，因为代表名额的限制和工作关系没有提名作代表；有些同志出在某一单位可以当代表，而出在另一单位，却只能当候补代表；在党内，还有些同志的革命资历不深，因所属单位(如人民团体)不同，需要他当代表，而资历较深不属于那种单位的却不能当代表。这些事例，如果不从整个革命形势来看，单从个人资格地位出发去看，那是想不的。又如许多民主人士被招待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有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们特别受优待，住较漂亮的房子，吃特灶，我们许多同志干了多年革命工作，住的吃的都很蹩脚。这事例一样只有从革命发展的需要和人民全盘利益来考虑，才能想得通。

    我们的同志有的不明白这个道理，讲许多怪话，说：“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困难的时候看不见他们，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来了。”“从前没有他们，革命还不是一样胜利？”总之，是满肚子不舒服．这些话初听好象有点道理，实际是极错误的。说这样话的人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干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是无条件的。不讲条件而担负革命的任务，革命才是光荣，不革命自然没有那种光荣，反革命更是光荣的反面，不是光荣而是耻辱、罪恶。早革命则早享受光荣的称号，迟革命则享受光荣的称号也就因之而迟。革命胜利之前有困难，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说绝对没有困难。没有民主人士陆续参加革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不会巩固的。把革命的光荣降低到与不革命，甚至与反革命相比，这样错误的思想是很危险的。单纯计较地位和享受，这是把革命的观点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要改变社会制度，个人生活的提高，一般说要在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后才能达到。如果单从个人出发去想问题，我们的脑筋想个人问题的时间费得多，想社会问题的时间就费得少了，这会障碍自己革命思想的发展，妨碍革命工作的推进。这一思想问题不解决，将来与民主人士相处是很困难的。

    人民解放军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战争，很快便要在全国取得胜利，这个胜利是很伟大的。但是这个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还不是彻底的胜利，还需要巩固这个胜利。我军所到达的大城市，明显的官僚资本都被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基本上消灭了．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势力至少也得要三年至五年，才能解决。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特权，在我们势力范围内，我们已做到了。三反的任务，仅仅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宣告结束，所以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都要联合起来继续干，我们联系得愈广愈紧密，我们的敌人愈少空子可钻，我们就能愈快愈便利地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不团结民主人士，不争取可能争取的朋友，我们便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便陷于孤立，便不能取得革命彻底的胜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曾犯过这些错误，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应该领受过去的教训。对于民主人士必须给以适当的物质上的优待。不然，要他们和我们一样吃苦，他们做不到，就不来直接参加革命，就减弱了革命阵营的势力。这是政治影响、政治力量的问题，不能够用一、二、三、四的数目字来计算的。

    就经济建设方面说，中国的近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这样的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私人资本主义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要小，但它有百分之九十的小生产陪伴着，在小生产的基础上不间断地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虽不强大，在国民经济中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在现时国家政权中，不能没有他们的位置。做社会革命工作，决不能拿一个生活标准的简单模型去衡量，合乎我们模型的才要，不合的便不要，尺度应该放宽些。也不能说我们和民主人士分开工作，各搞一套。只有争取民主人士到我们阵营里来，才是符合于革命的利益，符合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正确、坚定的方针。不争取民主人士和我们合作，即不争取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就违背了党的方针。

    今天中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它经过共产党来实现它的领导。现在我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都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偶然的。领导而能得到被领导者的拥护，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政治主张；第二要照顾被领导者的物质利益，才能使他们感觉有骨有肉，和自己生活有关系；第三还要有我党同志的忘我精神，坚决行动，以身作则，争取胜利。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三  对于反革命分子投入革命阵营的态度

    过去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是欢迎的。今天反革命的人，只要他明天愿意到人民革命阵营里来，我们也是欢迎的。我们争取这些人便能减少革命的阻力，避免更大的牺牲，把反革命集团孤立到最小的一点，因而更便于肃清它。

    从阶级感情出发，对反革命分子屠杀革命分子的仇恨，是完全对的。但是当他们放弃了反革命立场的时候(这当然要有具体事实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是我们花很大力量才能得到的)，我们除批判他过去的错误以外，就要进而团结他们，才是符合于革命利益和人民最大利益的。这一点，一定要有明确的认识，不然好些问题便想不通。有些过去屠杀很多人的反革命者，今天他悔悟了，他愿意参加到革命阵营里来，已经为人民立了功，我们怎能拒绝他们呢?又如傅作义5先生、程潜6先生等，都和我们打过大仗，这当然不好。但北平和长沙是用和平方式解决的，他们立了功，人民愿意他们这样干，他们这样干了；这些人可能在今后的政府中获得较高的位置。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追究过去，不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不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工作岗位，我们便没有道理，人民将不原谅我们，我们的圈子便会缩到很小。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因为他们今天参加革命的光荣，就涂掉他们过去反革命的事实，过去的事实，让历史去评判，用不着我们去追究了；对待他们应当和对待一直坚决反革命的分子有基本的区别。对待他们要宽大，对待坚决反革命的分子就要严厉。

四  对民主人士的态度

    团结民主人士，是人民革命的需要。但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是一定有若干距离的；这些距离表现在政治主张上、生活习惯上、工作作风上及思想意识上。因此，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不只是要团结，而且要有批评有斗争，才团结得更好。

    分析一下我们与民主人士之间，哪些距离是可以接近，哪些距离是不容易接近的呢?

    政治上的距离，是较易接近的。因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是符合于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的要求的，他们也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他们也时有被压迫的感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所扶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对他们是压迫的，只要他们愿意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容易被他们接受的。我们首先要争取这一点；这一点不能接近，便不能合作。工作作风的接近，就要慢些。生活习惯方面某种程度的接近并非全无可能，同样要慢慢来。思想意识方面的接近，有些要更慢，有些简直不可能。本来政治主张也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我在这里所指的思想意识是更广泛，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等等在内，这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我们不同，产生他们和我们不同的思想意识。在某一个问题或某一点上我们可以求得和他们相同，在另一问题或另一点上他们和我们有分歧．有些问题甚至他们毕生也不能和我们一致的，这倒不必勉强要求一致。认识了这些距离，我们在团结他们时，对他们要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斗争。

    只有批评与斗争才能推进团结，才能使团结巩固起来。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这一原则要我党同志适当灵活地运用，无论如何，不能把党内斗争方式拿来呆板地应用。我们和民主人士阶级立场根本上是不同的，但这不妨碍我们和他们在一定时期政治上的一致；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

    在政权机构中，既要与许多民主人士合作，就应该有适当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如在上面领导，我们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就要向他请示。在工作上，一切应该通过他才能做的事情要通过他；他不同意的时候，用充分的理由向他陈述；他还不听，我们要报告党的领导机关，党会对他进行解释的。在政协筹备会以前，我们和民主人士谈了许多问题，如对中间路线及土改问题等，经过详细的三番五次的解释以后，他们大体上赞同我们的意见了。其中可能还有个别人士对个别问题不很了然和释然，抱沉默的态度；一般的总算解决了。我们要善于说服他们，用他们能够懂的道理，甚至于用他们能够懂的语言，不要把马列主义的词汇，生硬地搬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感觉一时难以消化。这样做工作是相当麻烦的，但是革命就要不怕麻烦．我们对于同级的人，要尽量和他商量，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要考虑这些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为尺度，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我们对于下级，要鼓励他们提意见，和我们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也可以提出来。不要抹杀他们的意见；对的我们接受，不对的也要给以解释。

    对于民主人士，我们要多帮助他们，决不要瞧不起他们，自以为是是不好的，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也不要迁就他们，随声附和也是不好的。一定要有团结、有批评与斗争。慢慢改造他们，不要着急。要诚恳坦白，谨慎谦虚。出发点是团结，最终的目的也是团结。是否有团结不了的人？个别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用了一切团结的方法，还团结不了他，那他也就慢慢地孤立起来了。他孤立了还不觉悟，那就只好由他去了。

五  党内团结

    华北人民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从过去的经验，我想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党员首先要团结，才能做到和民主人士的团结。过去我们政府工作中党员间是有不团结的现象的，特别是负一部门领导责任的党员间有些不团结的现象。这种不团结并不是因为有原则主张不同，而是因为工作作风的不一致。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工作作风趋于一致呢？某种程度的一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工作作风不是不可改变的，不好的作风只要大家指出来，谁也不会去维护它；好的作风谁也不能说不好，我们共产党员是服从真理的。问题要摆在桌面上来谈，开会来谈，不要背后随便讲，而开会时不讲，或是阳奉阴违，都是不好的。领导同志尤其要注意这一问题．这里顺便讲一下态度问题，同志中间相互批评，不应把态度问题当成为原则问题，因为甲说乙的态度不好，乙也可说甲的态度不好，互相间在党内研讨一下，彼此改正就是了。但态度问题有时是原则问题，例如领导工作者态度不好，以致不能很好地推动工作，或在群众工作上，影响了与群众的联系，这样态度问题便成为原则问题了。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保证了党内的团结，只有党内团结，才能更好地团结民主人士。各部门同志要很好地检查党内团结问题。

   （原载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

 注    释

    ①  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73页和第1374--1375页)。

    ②  见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0--140l页)。

    3  见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02--1403页)。

    ④  “七一”文告  指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5  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平津战役时任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长等职。

    ⑥  程潜(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与国民党军队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